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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兰表示，要实现真正的宜居，除了基本生活保障之外，要达到健康促进的高标准。基于对城市微生物群落的研究则进一步提醒我们，对于居民健康，城市的“老”是一个特别的致病维度，而城市更新则需要“分龄”施策。

  城市也会“老”吗？老了以后会怎样呢？一项登上全球顶级期刊的研究给出了答案：城市不仅会“老”，它的“衰老”还会重塑居民身边的微生物世界，累积潜在健康风险。

  今年4月，《自然·可持续发展》（Nature Sustainability，2025年期刊影响因子32.1）刊发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王兰教授团队和华东师范大学石铁流教授团队等合作的最新研究成果，系统揭示了城市微生物群落随时间演替的规律——

  该研究基于全球6大洲45个城市的2110个宏基因组样本分析，证实随着“城市化年龄”增长，微生物种类日益单一（即α多样性显著下降），群落组成从“自然相关”种类转向“人类相关”种类，机会性病原体的总相对丰度显著上升，耐药性增强。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老城区正在成为微生物的“培养皿”。

  鉴于样本的全球性，这项研究对全球的城市治理都是一个提醒：城市更新不能只更新“看得见的建成环境”，还要更新“看不见的微生物环境”。这个提醒对当下的中国城市来说尤为及时——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六张网”，作为其中之一的城市地下管网在国务院5月印发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中被列为重要任务。当这样的“里子”工程被摆上国家建设的核心位置，其包括的下水道及其涉及的墙体与土壤如何有效更新，被推到了台前。

  王兰教授日前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城市进化论专访时表示，要实现真正的宜居，除了基本生活保障之外，要达到健康促进的高标准。基于对城市微生物群落的研究则进一步提醒我们，对于居民健康，城市的“老”是一个特别的致病维度，而城市更新则需要“分龄”施策。

  城市进化论：基于你们团队的研究，是不是能够认为城市化的“年龄”会影响人的健康。

  王兰：是的。我组建的跨学科团队在《自然》子刊发表的研究证明了城镇化年龄对环境微生物的影响。在我提出的健康城市规划模型中，建成环境影响着人体健康，而环境微生物是这种影响重要的微观中介。已有的相关研究大多在从城市到乡村的空间梯度上做环境微生物的差异比较，而缺乏时间维度上的分析。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不同建成年代的城市区域，表面微生物和病原体有什么不同？并据此探讨：城市“老”了，会不会也带来健康风险？

  我们基于全球45个城市2110个公共表面样本的宏基因组数据，以每个采样点周边1公里缓冲区作为分析单元，结合1985年到2018年的全球人工不透水面数据，计算出每个单元的城市化相对年龄。在控制人口、绿地、物理环境等变量后，分析城市化年龄与微生物组成、病原体丰度和功能特征之间的关系。

  分析结果让我们也很惊讶：在所有外因中，城市化年龄对于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影响力排进前三，超过PM2.5和人口密度，仅次于温度和距海岸线的距离。总的来说，“时间”这个维度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得多。

  城市进化论：在微生物的世界里，年龄越大的城市出现了哪些肉眼看不见的变化？

  王兰：首先是多样性在下降。随着城市化年龄增加，微生物α多样性显著下降，那些来自土壤、植物、海洋的“自然相关”微生物逐步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人类相关”微生物，群落组成发生明显变化。

  第二，病原体在累积。机会性病原体（对于人类具有潜在危害）的总相对丰度随城市化年龄上升。在我们分析的45种丰度达到一定水平的病原体中，有36种与城市化年龄显著相关。

  同时，这种上升不是线性的，而是有一个明显的临界点。比如，白喉棒状杆菌、脑膜炎奈瑟菌等6种病原体在城市化相对年龄达到大约10年时同步跃升，提示这一时期白喉、脑膜炎等风险会明显地增加；粪肠球菌、肺炎链球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等7种在大约20年时飞速增加，其中不少包含多重耐药菌株。我们得知，在识别出丰度变化阈值的病原体中，近半数的变化都集中在20年这个节点附近。

  第三，功能在“变质”。城市化年龄超过10年的区域，微生物的厌氧代谢增强，群体感应功能增加，提示该环境下微生物的生物膜形成能力可能上升，而病原体一旦“抱团”进入生物膜，常规消杀就很难穿透，抗生素耐药基因转移的风险也会随之升高，也就是灭菌变得更困难。

  城市进化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实证提醒，城市更新不能只更新“看得见的建成环境”，还必须更新“看不见的微生物环境”。

  王兰：是的。我们用全球数据证明在城市更新中要关注“看不见的微生物环境”。最近我们在国内一个城市的27个小区进行了采样，分析之后也发现老旧小区的特定病原体丰度和抗生素耐药性都更高。

  老城区的建成环境相对陈旧，下水道、墙体和土壤中，微生物群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包括多样性的降低、特定病原体的上升，以及功能性方面的改变。“老城区”不只代表一个“更旧”的环境，而是可能积累了更多和更难消杀的致病菌。更新建成环境除了美观和功能提升，也需要针对环境微生物采取措施。

  王兰：主要是要采取“分龄”施策。不同城市化年龄的城市区域，面临的健康风险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在新建城区在大多数情况下要重点监控急性病原体；建成超过20年的成熟区域要警惕多重耐药风险、强化抗生素管理。总体来说，我们得知老城区会面临更严峻的病原体风险和微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因此就需要在城市更新中对该类区域开展重点干预。其中一个核心的策略是进一步提升绿地率，因为绿地有助于降低病原体丰度。在增加绿地规模的同时，还要让植物以更自然的方式生长，将“再野化”纳入更新设计，建设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栖息地，以实现微生物多样性的提高，从而助力人群免疫健康水平提升。我们提议把再野化绿地率作为更新规划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针对下水管道、社区花园土壤等要进行杀菌或翻新。

  王兰：的确，怎么让城市更新的金融链条畅通、循环起来，大家都还在摸索。但我想提醒一点，在考虑成本时，我们一定要重视“健康负担”（health burden）。因为有些更新措施如果没做到位，造成的长期健康负担其实会高于短期节省的成本。

  如果在更新规划中开展健康影响评估，把健康负担纳入更新的成本考虑，计算对应的未来医疗支出和生产力损失，就能够获得更全面的长期成本收益比较。而且有时候甚至不要增加成本，只要在做同样的事情时考虑了健康因素，就可以事半功倍。

  城市进化论：您一直在呼吁和倡导“健康城市”建设，您怎么定位“健康”在城市发展目标中的位置？

  王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城市目标定位中，“健康”被放在“宜居”里面。我理解，健康是宜居框架中的“高标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城市更新行动还没有把健康最大限度地考虑进去。住建部的“好房子”政策中提到了“防霉防菌”，主要是针对建筑的，而面向社区的环境微生物优化，则是下一步需要补上的。

  事实上，现代城市规划最初产生就是因为公共卫生的原因，所以公共健康始终是城市规划的一个议题。我十几年前做的还是偏经济发展的课题，主要研究高铁站点对周边的影响。2012年前后，我国开始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我就在想：城市发展中，人最重要的权益是什么？经济性当然是一种权益，但是健康应该是更重要的底线权益。自那时起，我明确转向了健康城市研究。

  王兰：我理解的健康城市，是“健康的城市”（Health of City）支持“城市中的健康”（Health in City），也就是说，城市本身要健康，支持城市中人的健康。对此，我有一个“四要素三路径”的理论模型，后来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居署纳入《健康融入城市与区域规划指南》。

  在这个模型里，“四要素”是指规划能够调控并快速“动起来”的空间要素，包括土地使用、空间形态、道路交互与通行系统、绿地和公共空间。“三路径”里面，第一条就是健康风险，包括空气颗粒物、噪音、微生物等中介物质怎么样影响人的健康；第二条是健康资源的可达性，比如120急救服务在特定响应时间内可以服务多少人；第三条是体力活动与社会交往，关注健康支撑环境如何促进人的健康行为。这其中，微生物很重要、但长期没有正真获得足够重视。这也是促成我们团队用2年时间去完成这个实证研究的重要原因。

  王兰：上面我已经谈到了针对第一条路径中微生物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城市更新的规划和实践中采取对应措施。

  针对第二条路径，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重要工作是优化上海120救急站点的空间分布。事实上，120的路径选择其实和城市规划高度相关，但原来的城市规划中没有单独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基于和上海医疗急救中心的合作，我们分析了4个季节约7万条真实路径数据，推算出上海25万幢建筑的急救反应时间（即120从发车到接到病人的时间），发现有7000多幢建筑的用时超过了12分钟这个中等水准，因此，这些建筑被着重关注，提出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布局和路径优化方案。目前上海的急救反应时间从12分钟降到了现在的8分半钟。对于针对心梗和脑梗这些与时间赛跑的急救，缩短的时间意味着更多的生命得到拯救。

  再比如在第三条路径方面我们团队进行的一项研究：大家都知道骑行有利于健康，所以我们就研究，到底什么样的空间环境能促进城市居民的骑行活动。我们用了一家共享自行车企业的六百多万条轨迹数据来进行分析，成果后来纳入了上海相关规划文件，希望让城市的街道更加骑行友好。

  所有这些路径，都是城市规划和更新建设中可优先考虑的健康促进方式。让城市空间促进健康和拯救生命，是我开展健康城市规划研究最重要的初心。

  王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特聘教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健康城市规划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城市健康与福祉科学委员会主席，英国健康城市委员会国际理事。构建“四要素三路径”健康城市规划理论模型，被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居署纳入《健康融入城市与区域规划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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